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已由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全球正在处于产业结构重构和重组的过程之中。从内部看，中国也进入了由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的新阶段，一些旧的平衡、旧的模式和旧的理念正在被打破，呈现出许多“新常态”。
这种“新常态”首先表现为经济增速放缓上。其实，高增长之后的“换挡”是一种必然趋势。根据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统计，二战后连续２５年以上保持７％以上高增长的经济体只有不到十个国家，这些国家都是小国，而其余经济体在经历过２０年的发展后均开始减速，并且有些国家甚至出现了大幅减速。所以，中国经济当前的增速放缓至７．５％左右既是客观的，也是合理的。
“新常态”也体现在增长与就业的关系上。过去有些观点认为，中国ＧＤＰ至少要保持８％以上的增速才能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但这种规律正在发生改变。以２０１３年数据为例，中国ＧＤＰ增速同比回落了一个百分点，但城镇就业增长仍比２０１１年多了将近１００万。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就业现状远超于先前制定的目标。去年中国新增了１３００万个就业岗位，远超１０００万的目标。即使２０１４年第一季度ＧＤＰ增长下滑至７．４％，就业趋势仍在保持平稳。其背后的原因是中国服务业的不断增长创造力更多的就业。去年服务业较之第二产业为产出增长做出了更多的贡献，这是近五十年来的第一次，所以许许多多的 “新常态”正不断地在我们的身边发生。
当然，中国经济未来可能会面临诸多的不确定性，但有一些事情是注定必然会发生的。第一个必然要发生的是人力资源素质和结构的重大变化。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表明，一个国家过去成功的经济增长，并不能为未来的经济增长成功买下保险。过去，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有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丰裕而廉价的劳动力，但人口老龄化等人口结构的变化让这种优势并不可持续。因此，中国要不断加大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方面的改革，为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扫除制度障碍，促进人力资本形成转化为经济可持续的增长。
第二个必然发生的是供求结构将出现重大变化。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３０多个年头里，完成了两次历史性转变。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于１９９８年完成了从低收入穷国到下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２０１０年又一次实现了从下中等收入国家到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早已成功解决了住房、交通、能源、资金等供给不足的 “瓶颈”，但旧“瓶颈”刚突破新“瓶颈”又出现了。随着中国富裕阶层收入的增长以及资本存量的增长，未来五年中国将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将造就６４万亿购买力的目标，他们对于物质生活的改善有着非常强烈的愿望，这将明显提升对服务业的需求，尤其是与个人金融需求关联的行业，与体验式消费关联的行业，与养老医疗健康需求关联的行业。中国将可能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有数据表明，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医疗器械市场、最大的食品消费市场、甚至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面对这么一个正在崛起和蓬勃发展的大市场，“谁丢掉中国，谁就丢掉了最大的机会”。
第三个是改革开放将进一步扩大。改革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当下，中国改革还没有走到九十里，我们可能刚刚走完五十里，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远要高于３０年前，因此改革必须继续向前推进，决不能倒退，特别是中国政府自身的转型要继续推进。十八大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加快财政金融资源等领域改革，让市场真正起主导作用。政府加快推进简政放权，实施权力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这既是市场准入方式的变革，更是政府的自我革命。目前已经分批取消和下放了４１６项行政审批等事项，修订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今年还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２００项以上，涉及３／４的政府部门。同时，中国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自贸区战略，放宽外商投资准入，推进服务领域的投资自由化，将外商投资项目由核准制改为备案制，将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审批改为备案管理，吸引更多的国外高级生产要素，加大对中国的投资，构建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第四，增长将转向创新驱动。全球以３Ｄ打印、大数据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兴起，中国也不能袖手旁观。近些年，中国不断加大创新投入，研发支出占全球比重从２０００年的２．２％上升至２０１１年的１４．５％，未来我们还将继续加大研发、人力资本等“软投资”，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培育加快建立高效、现代的国家创新体系，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之中，获得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