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与周期性问题叠加，放大了外部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特别是２０１１年以来，地方债务、影子银行、高杠杆、产能过剩、房地产等风险随着经济减缓进一步凸显，且彼此互为传导，只要某一环出现“风吹草动”或调控不慎，容易引发区域性甚至系统性风险。
而另一方面，宏观调控也一直面临两难：是为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而牺牲结构调整的目标，还是为了未来增长的协调、可持续而宁愿容忍较低的经济增速？或者说，是创造新的经济结构来适应较低的增长率，还是推高经济增长率来迁就不平衡的、扭曲的经济结构？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常规的、传统的宏观调控已经难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必须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手段，寓结构改革于宏观调控之中，推动“体制改革—结构调整—稳定增长”进入良性循环。
转型期宏观调控更具复杂性。２０１３年以来，新一届政府宏观调控思路与以往相比出现较大变化，“底线思维＋区间管理＋差别调控＋存量调整”成为创新宏观调控的最主要特点。宏观调控从总量转向结构，进行差异化管理，不仅对各种政策之间的搭配方式进行创新，也对各种宏观调控工具本身进行创新，兼顾“惠民生”、“稳增长”、“调结构”、“促升级”，做到“出手更加主动，目标更加长远，调控更重协调，手段更加多元，力度更有分寸”。
一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面前，强调预期管理，紧盯目标区间，明确经济增长合理区间的上下限，相机调整政策。宏观调控思路由以往政策偏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转向“区间管理”，为改革换取时间和空间。尽量少用总量性政策，而更多运用结构性和功能性政策， “对冲”改革对经济下行压力。
二是强调差别调控，避免“一刀切”的政策倾向，对待地方债、影子银行、过剩产能以及流动性等问题辩证施治，分类处置。比如，明确根据不同地区和不同领域负债水平的高低，按照区别对待、分类监管、疏堵结合的原则，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之策；发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逆周期调节作用，差别化信贷政策以及扩大资产证券化试点，优化信贷结构，引导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对铁路等重点项目、保障性安居工程和“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实施定向宽松政策等等。
三是长短结合，将结构改革寓于宏观调控之中，宏观调控并未采用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而是做到调控“不刺激”，改革“不松劲”。财税金融改革先行，财税体制改革主要是平衡两个“钱袋子”，即政府“钱袋子”和百姓的“钱袋子”，进一步稳定宏观税负，降低实际税收痛苦。创新政策性融资机制，通过ＰＰＰ模式提高投融资市场化程度，建立健全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和评级制度，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这将有利于化解地方债务的风险隐患。打破垄断，推动民间资本、社会资本进入关键公共领域，实现增长动力的新转换。
金融改革小步快进，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存款保险制度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推动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在挤泡沫、去杠杆、促改革与维护稳定之间取得政策平衡，守底线、防风险，存量求稳、增量求进。新一届政府的宏观调控真正做到了“改革有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