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ＧＤＰ目标，并通过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来实现目标，长期以来是我国一个基本的经济工作方式。在这个大框架下，外界通过预测ＧＤＰ以研判宏观政策下一步的动作，无疑是合乎逻辑的做法。因此，金融市场会时不时对ＧＤＰ数据走火入魔般地关注。但是，宏观政策随ＧＤＰ起舞的做法的弊端不小，有必要加以分析。
宏观政策目标在于达致理想的ＧＤＰ、就业、物价水平，在这点上，不论哪个学术流派哪个政府都无异议。这三个指标之间存在如下关系：ＧＤＰ与就业同方向变动，但并非简单的一对一线性关系；ＧＤＰ、就业与物价之间存在反方向关系，但前两者与后者在变化幅度上并不确定，时间上也不同步。因此，同时实现经济高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三个目标，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同国家在处理这三者关系的具体做法差异很大，以货币政策为例，欧洲采取单一目标，即把物价稳定为唯一使命；美国法律赋予美联储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双重使命，但美联储在实际操作中更多地以物价为指针，即使以非常规手段应对金融危机也时刻把物价稳定作为前置条件，而这次退出量化宽松的参考指标也是失业率，而不是ＧＤＰ增长率；中国法律表述比较含糊，要求央行“以物价稳定来促进经济增长”，但实际上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货币政策常游移于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之间，权宜色彩较为明显并且权重更多地偏向于经济增长，很长时间以来，保证ＧＤＰ的某个增长率（例如“保八”）成了全社会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从长期看，一国经济增长率由其潜在增长能力所决定，宏观政策是中性的。但为何中国政府仍然要每年制定经济增长目标？主要理由是解决就业。没有较高的ＧＤＰ增长，就不能解决就业问题，一直是一个社会共识。在存在大量后备劳动力的人口红利时代，恰好也具有较高的潜在增长能力，政府虽然每年制定ＧＤＰ目标，但这一目标往往低于潜在ＧＤＰ较多，只要不大幅超过这一目标，物价一般不会失控，前述的三大宏观经济目标也就可以得到兼顾。所以，在人口红利时代，这种宏观政策跟随ＧＤＰ起舞的做法，理论上不会产生太多的问题。
但在实际工作中，地区ＧＤＰ竞赛机制下使得中央的目标被轻易突破，地方的野心总是远远超过中央的理性目标，而地方一旦疯狂起来又会倒逼财政货币政策放松，使其超出实现中央ＧＤＰ目标所需要的水平。所以，在人口红利时代，经济过热和通胀过高也是一种多发症状，经济波动幅度也是相当大的。
在后人口红利时代，劳动力无限供给结束了，二元体制下特有的就业问题不复存在。这样，设立ＧＤＰ目标的理论基础已经不存在了，加上潜在ＧＤＰ较大幅度的下降，在中央层面要把ＧＤＰ目标设定在合理的水平，难度就非常大了（在人口红利时代把实际ＧＤＰ恰好设在潜在ＧＤＰ水平上同样困难，但大多数时候可以通过设立一个保守的目标来回避这种风险）。这时，放弃设定目标ＧＤＰ，而把与ＧＤＰ反向变动的物价作为主要的工作指针，就是更加理性的选择。而由于ＧＤＰ与就业是同向变动，就业又是经济增长的主要目的，所以在盯紧物价预期变动的同时，参考就业市场来决策政策取向，应该成为一个工作原则。
在宏观政策随ＧＤＰ起舞的思维下，ＧＤＰ低于预期目标较多，人们就会产生刺激或放松的预期，ＧＤＰ一高于预期目标较多就会引发紧缩的预期。而从需求管理的角度，ＧＤＰ又可分解成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驾马车，所以市场的预期紧紧围绕调节三驾马车力度而展开。例如，如果实际增长离今年７．５％的目标较远，而投资不振又是要原因，那么人们自然会预期刺激投资的政策出台，往回推，投资增长率就成为市场关注的首要指标。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基本上不关注物价水平，即便未来物价不存在低于理想值的可能，人们仍然产生刺激投资的预期，而刺激可能会使未来的物价高于理想值的可能性，也不会进入担心的范围。同样，人们也不关注就业市场，即便就业市场状况良好，人们也不担心刺激政策可能会导致过度就业，并加大未来通胀的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会使物价传导机制发生变异。相比２０年前，今天有形消费品的占比已经大幅下降，而服务消费占比则有了很大的提高（现有ＣＰＩ统计未能很好反映这种变化），由此传统的生产者物价指数（ＰＰＩ）向消费者物价指数（ＣＰＩ）传导的渠道已在很大程度上堵塞，因此，切不可以为只要ＰＰＩ保持低位，未来的ＣＰＩ就不会上升。在服务占比提高，且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下，任何引起就业市场变化的因素都会较原来更快地传导到ＣＰＩ上来。因此，宏观政策应该比过去更加关注就业市场状况。如果还按照原来的思路来办事，就很容易出问题。２００９年推出“４万亿”刺激计划时，就是因为忽略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从而误判形势，导致政策力度不当。而在判断劳动力市场时，选择参考指标也很关键。国家统计局的失业率统计长期平稳，基本没有参考价值，部分学术机构推出的调查失业率受样本限制可靠性也不是很高，而人社部“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统计数据从市场取样，且样本较大，是目前参考价值较大的指标。
总之，不论是从一般性理论出发，还是从中国已经变化了的经济环境出发，公布ＧＤＰ目标并围绕这个目标来调整宏观政策的做法都到了要改变的时候。更合理的做法是，紧盯预期物价变动，参考就业市场状况，再以此决定宏观政策变动的方向和幅度。政府应在适当的时候停止对外发布预期ＧＤＰ目标。今年的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保持７．５％的预期ＧＤＰ增长目标不变，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官方也明确强调７．５％只是一个参考目标，就业是更重要的参考指标。应该说，这已经释放出了改变的清晰信号，那种歇斯底里地关注ＧＤＰ，并视之为判断政策舞步将滑向何处的唯一指标的做法，也该有所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