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计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各项重大改革举措的逐步有效推进，我国经济发展必将呈现新气象和新格局，今年经济运行仍将持续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内外经济运行环境仍充满变数，需要我们积极沉着冷静地应对。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欧洲经济复苏脆弱、日本政府债务可持续性风险加大、新兴经济体出现分化减速迹象等对我国宏观经济决策将提出新的挑战。
从国内因素看，人口老龄化加速、资源环境气候等中长期制约因素短期内难以有效克服；部分传统产业产能过剩、新兴产业培育乏力等现实矛盾对创新驱动提出更高要求；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的推进、新型工业化产业布局调整对农业现代化、对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提出新的挑战。
有鉴于此，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针对我国今年经济运行和中长期发展，笔者认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机制应考虑如下两大转型：
第一、由需求调控向供给政策转型。
我国长期以来沿用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宏观调控政策，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历史性的巨大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部分产能过剩、政府债务风险累积、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不能得到充分发挥等负面影响。
面对国外经济运行新形势和我国改革发展新要求，在继续有效发挥需求调控政策的同时，要更多依靠体制机制创新、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等供给学派政策，逐渐树立供给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主导地位。供给学派政策的核心理念对应于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现实相当于改革政策。因此，在宏观经济政策制订中，应考虑把统筹推进政府治理与市场化改革的相关举措放在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
要通过深化基础产业等领域的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促进市场公平有效竞争；通过财税体制改革调整和完善市场准入便利，进一步降低各类创新创业企业的税负，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驱动战略注入新的动力；通过深化金融市场化改革、统筹城乡土地资源环境综合配套改革，促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借鉴中国台湾经验，探索土地入股等资源配置方式，激发市场运行效率和活力；通过国有资本补充社会保障资金，完善城乡统筹社会保障体制，创建公共财政框架下的应急预算规范化管理体制，激发消费潜力，促进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康。
当前，尤其要考虑通过财政金融改革，运用债务重整、资产证券化等资本市场创新手段防范并缓解地方财政可持续性风险。
第二、 注重国内向开放协同转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主要是注重国内经济改革发展转型的客观现实，有针对性地采取财政金融等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有效促进了我国经济实力发展壮大和国际经济地位的显著提升。与此同时，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和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当前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面临独立货币政策、相对稳定的汇率、国际资本流动三者不可兼得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国际资本流动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
针对当前我国由经济大国转向经济强国的现实需求，我们应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顺势应变，将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思路由简单内向调控模式，转向积极有为的内外协同的新型调控模式。
首先，鉴于我国汇率机制不够灵活，国际资本流动又是大势所趋，货币金融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受到一定程度制约的现状，进一步深化汇率机制市场化改革，提高汇率变动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的敏感度和灵活性，宏观经济政策内外协调的自主性和有效性。
其次，我们应当抓住国际货币结构性格局调整的重大历史机遇，在国际经济金融竞争中占领制高点，将人民币国际化作为中长期重要战略部署，并积极稳妥有效推进。积极开拓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提升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水平。同时要加强国际资本流动的监控能力建设，最大限度地减低双向流动对宏观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
第三，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促进跨国投资与国际资本流动中，应考虑更多运用收购兼并等市场化运作手段，有利推进经济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促进国内部分过剩产业的跨境转移，积极与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构建利益共生共享战略关系；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高科技与现代金融等服务业领域，面向发达经济体要采取战略主动，克服贸易与投资壁垒，建立竞争合作新型战略关系，打造和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动态比较优势，支撑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